如何解决用工荒？这是《经济日报》提出的一个问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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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却是青年失业率再创新高，为２０．６％，于是，国家统计局发言人付凌晖解释说３０００万青年中（确切地说是３０００在近期正在找工作的青年中），只有６００万属于失业人口，他表示，如果一周的工作时间超过1个小时，就可以被归类为就业状态。
这下全明白了，中国的失业率不管是高了，还是低了，都与大家今天有没的工作没关系，要看一周，如果一周内送了一小时外卖，那就不属于中国式的失业。这就很好地解释了，中国灵活就业人口，为什么会突然从二亿，核变成了二亿九千万，所以，企业大规模裁员并不必然导致失业率的上升，相反，我们是在下降了。唯一不太清楚的地方是，专职做自媒体的小编们，算失业、算就业、还是算灵活就业？
这无疑是统计学上的一种矛盾，但是，真正的矛盾并不是统计学的，而是在现实中出现了奇特的两难局面？
怎么个意思呢？
今年疫情放开了，各地都有了些许的生机，企业忙着招工，说失业率高吧？南方一些城市却出现了“用工荒”，年轻的一代不愿意去工厂打工，“宁愿送快递也不进工厂”。
这又是什么情况？
原因是企业招工的条件太差，差到拼死拼活赚的钱支撑不了家庭的小天地，更不要说有什么满满的幸福感了。而另一方面，统计局所公开的失业率只敢信其少，不敢信其多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么，到底是用工荒，还是就业难？这互相矛盾的二者，哪一个是真的？
“用工荒”是假，就业难是真，不信年过四十的你辞个工试试？
就业的形势很严峻，这是一个真命题。
如果中国的企业完美地执行劳动法，人均月工资水平与特斯拉比肩，为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，相信用工不是个问题，再不行咱们去越南招，难的是有技术的工人缺，这也许就是清华李稻葵说的“错配”，大学生学的太高大上，农民工又缺少技术培训，所以难。当然，根本的问题还是待遇。
有些工厂急着开工，谁能带来一个工人提成一千元，可见招工有多急。急为什么不能提高待遇，增加竞争力呢？
因为工厂的赚钱效应已经到了极限。
提高员工待遇与善良无关，与生存有关，提高待遇企业自己也不赚钱了，那还办个什么？看看去年民企的利润水平就清楚了。２０２２年民企利润２６６００亿，按４７００万家企业平均，每个企业年收入不足６万元，如此惨淡的赚钱效应，可以想象大多数企业都在边缘上，没有力量参与社会人力资源的竞争，也充满了以各种方法降低员工待遇，违反《劳动法》的冲动。
这当然是企业的问题，一定要无情地批判，骂死资本家。
但是，也要给民营的小老板们一条生路，毕竟中国的民营企业４７００万家，参差不齐，什么情况都有，它们是中国就业最大的支持者，虽然条件差，国家还是在鼓励民企发展，因为民企支撑了８５％的就业，把民企的小老板们都批倒了，再踏上一只脚，中国的就业就崩了，大多数人别指望都去国企，更别指望享受体制内的待遇。所以，在痛批之后，要问一个为什么？
为什么民企失去了赚钱效应，是谁在打工者与老板之间做了一个挤占？从而出现了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扭曲？
一句话，体制成本。
不久前，很欣慰地看到了吉林省出台的一个接待规定，体制内人员的工作餐，一餐一人绝不允许超过一百元。看看吧，各地方都在努力减少开支，努力吧。
就业难是真命题，因为民营在衰退，经济出现了下行趋势，而税收太高；用工荒是伪命题，因为缺的不是人，是收入水平太低，低到难以支撑一个没免费医疗、免费教育、老人赡养诸多社会福利保障的家庭。
企业与员工的生存环境都到了极限。
于是，要做一个反思：到底如何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悖论？
大幅降低体制成本，唯此一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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